第一节企业存在的目的
第二节工作量饱和
第三节规范与效率
第四节计划与控制
第五节“一不做，二不休”
第一节企业存在的目的和进展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思想政治》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托拉斯还是卡特尔，都是为了追逐最大剩余价值。德鲁克说，企业是否盈利只是衡量企业是否健康的标准，真正的目的是服务社会。我之前在大学毕业论文中认为：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实，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是企业追求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企业存在的目的应该是兼善所有，就像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一样。至于说追逐剩余价值、服务社会等等是企业家意识成长和进步对企业发展阶段的诠释和理解。追逐剩余价值、服务社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效益的最大化。企业由原来追逐货币到兼顾人性再到结构性考虑，实际上在慢慢趋向于资金、环境、人性以及可持续性的平衡，也就是内外兼修，“利吾利以及人之利，善吾善以及人之善”。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现代管理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三个阶段。经验管理阶段，企业主自有资金启动，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觉对企业进行包揽管理；企业的归属权、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之“四权合一”；管理一般以强制、压榨、欺骗为主要手段。科学管理阶段，强调数字和工具，分析管理强调数字资料，数字模型、定量分析和科学分析；明确分工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强调规章制度，纪律的硬性约束等。文化管理阶段，带来罕见的人性化和理性化两种学派间最佳平衡，但企业组织中的其他人则尽力去实现企业和个人的愿望，他们这样做不是迫于对上级命令无条件服从，而是为了卓有成效地展示自已的才干和进取心。（想详细了解可以点击此链接：blog。ed1aa010176g2。l）。
很多人把文化管理看成是当前管理的最高成就，因为管理好像到此发展到了巅峰。我总觉得文化管理向后发展必然是“忘了管理的管理”，听上去好像很荒谬，但是你可以看一下“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著作，与其他的管理学著作相比，德鲁克都是在讲比较抽象的管理规律性总结。而无论是戴明还是吉姆柯林斯，他们都是在讲“器”。中国人喜欢形而上的道，日本人喜欢形而下的器。所以那些所谓奇怪日本人喜欢戴明成为发达国家，而中国人竟然喜欢德鲁克却依旧不够发达的人真是目光太短浅了。日本虽然近代打疼过中国，现代很多人也认为日本国民素质比中国强，将来中国必然不如日本人的论调也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中国的希望从来不是“精英大众”而是“精英精英”。要知道在污泥和沆瀣中生长出来的莲花比在水晶瓶中长出来的水仙更能经得起风浪。从禅宗的“山水三段论”来讲，管理学也不会到了文化管理就结束了，到达文化管理恰恰是到了管理不像管理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管理到了中国，管理和文学、史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中国文化管理将会经历由蔓延到精华提炼的阶段，在世界其他的国家，管理再进步的空间有限，西学东渐的过程将慢慢随着中学西推而变异为新的“中庸管理”，最终还原管理的本性——中庸管理。管理，既管又理。“管”意味着实施、控制、决策，“理”意味着组织、指导、计划。而中国人对于“度”的把握是最有心得的，中国有史料的三千年历史、文化完全是一部人性的心理社会学，而中国人对于物、我的辨析，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糟粕，但是要知道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就不比当时的希腊逊色，甚至更有光彩。阿拉伯世界有句名言:“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马克思说:如果希腊是正常儿童，中国则是早熟儿童。因为受政治教育的影响和五四以来自贬自省精神的影响，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看法很消极。认为中庸就是做老好人。无所作为，那只不过是看到了“庸”字且意淫了它的意思罢了。有人说国学好便是“厚古薄今”，岂知梁启超说过“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
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是政治，尤其是宋朝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便被“阉割”了，即便如此明朝的心学也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枚明珠，可惜被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至今几近湮没不闻。现代人总是自诩文明进步的，只不过这只是在物质界，在精神界我们是“阳痿”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西瓜的瓜瓤是红的，我们也知道南瓜的瓤是橘黄的，如果我们拿着西瓜的标准来看南瓜，南瓜便不是瓜了，因为它没有西瓜的颜色，没有西瓜的甜蜜，不能切开后大块朵颐。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国人因为近代的落后，便只拿西方文化做西瓜，不把中国文化当瓜看了，即便它是南瓜。为什么要拿西方的物质精神两分法来衡量中国的阴、阳、冲和呢？至今中国哲学界都争论不休的“道”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估计会永远争论下去，因为“西瓜”和“南瓜”。其实，你可以搜一下百度，即便是“物质”，到现在也没有唯一的定义啊，以不定的东西来衡量不定的东西，得出“定”的结论，有可能，可是严谨吗？如果物质指不依赖于意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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