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个短信,又去浴室冲了个澡,出来的时候看见张晨在抽烟,想对他说少抽点烟,话到嘴边忍住了。
于是穿好衣服,蹬上皮鞋,转过头说:“我走了。”
张晨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双腿间还有昨夜留下的痕迹,他说:“走吧。”
出来的时候,司机已经在等着了,想了想努力工作还是有意义的,以前离开的时候坐公交车或者打车,现在不管怎么说,有人接着上班了。
一上午连开了三个会,我看着底下人打着哈欠的小动作,觉得他们也挺可爱的,没办法,程序要这么走,而开会也有开会的道理。
中午十二点,去食堂打了饭上来吃,以前吃饭的时候在食堂吃,后来发现只要在食堂里,吃饭总能变成工作研讨会,我不想折磨我的胃。
下午的时候,开始审查下面人整理过的文件,几百万的涉案款都是少的,动不动就几千万。有时候觉得这些腐败分子胆子颇大,但真正见了本人,又会觉得和设想的完全不同——大多看起来是温厚而勤俭的,很难察觉到皮囊下贪婪的灵魂。
我批了一些文件,底下人联合其他部门一起去抓人,一眨眼就到了下班的时候。
我这一天都没想到张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而在扣上钢笔之后,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班——去和刚刚被抓进来的“同事”聊聊天。
今天进来的人我是认识的,叫黄明志,当年入职军训的时候,一个屋十六个人,他是睡我对床的,关系处得也行,互相帮忙按摩个腿,拳场上凑一对互相揍的。
他定岗在税局,我在经济委,那时候还能偶尔见个面,后来从我去环保局开始,见得就少了,总说有机会一起喝酒,但总抽不出时间,久而久之,关系也淡了。
我想我还是得来看看他,不为别的,就为他私下挪走了3000万的公款,进小黑屋之后自白里有一句话是“陈和平那孙子辞过职都进领导班子了,我在税局干了十来年了,现在刚到科级,你说,我心理能平衡么?”
我进了屋里的时候,两个下属正在审问,黄明志有问必答,特别配合,但他一看见我进来,就不吭声了。
我坐在了空椅子上,也没说话,黄明志就喊了我一声:“陈和平,你怎么也过来了。”
“你说你心理不平衡,我这不就过来了么,看你哪儿心里不平衡啊。”
“嘿,”黄明志贱兮兮地笑了,“就随口一说呗,咱们当年一个宿舍十六人,走的走,进去的进去,不出头的不出头,就你,你陈和平进了领导班子,现在混得最好。”
“我运气比较好,”我有点想翘起二郎腿,但想起这不是在当年我和黄志明一起吃饭的饭馆儿,而是在纪委的小黑屋里,还是忍住了,“我早说过你这人胆子太大,以后要收敛一些。”
“谢谢领导在我犯了重大错误的时候,愿意不计前嫌地前来进行人生方向的指导。”
“噗——”这不是我笑的,我转过头,看到一个年轻的下属捂住了嘴,心里记下了他的名字——当然不是为了给他涨工资,而是年底给他的考评要扣分。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必要的严肃是基本的工作态度,这里并不是可以笑出声的地方。
“所有贪污的账目都已经清楚了,但我总觉得,你经手的不止这三千万。”我懒得绕圈子,直接抛出了个直球,记录员也开始沙沙书写。
黄志明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依旧是贱贱地笑着的,干脆地回我:“我违法违纪,愿意配合调查,所有账目和钱款都已经交代清楚了,马上就要走司法程序,陈和平,你虽然是大领导,也不能直接就来主观臆断。”
“我的确没什么证据,”我抓了一支笔,手指摸了摸上头冰凉的金属夹,“只是想着你这个人总会留一手,再加上你自白书上多的那句话,让我最近没少接受调查,所以过来问一句。”
说来也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黄志明喜欢留一手,那时候宿舍流行玩儿三国杀,每一次我们以为能砍死他的时候,他总留着一颗桃或者一张保命的卡牌,笑着活到了最后。
所以在他看似交代了所有的事后,我总有一种不满足和不踏实的感觉——他或许隐瞒着什么。
“陈和平,你就是想太多了,”黄志明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看了一眼记录员,“你们也辛苦了,领导没事抽风,你们也要多加班工作。”
“三千万,二十年打底,最高就是无期。”我以前不太懂刑法,现在已经很熟悉相关的条款了。
“死不了,多少年都无所谓。”
“你家里人怎么办?”
“你不知道么?”黄志明挑了挑眉,“他们都出国了,不过你放心,用的不是涉案款,我太太是财务高管,她的钱。”
“你也不缺钱……”我揉了揉眉心,感觉头疼了起来。
“嗨,不缺钱,这不缺面儿么,看中了一新跑车,特想买,一时冲动就犯下事儿了。”
这理由简直荒谬绝伦,我自诩知道黄志明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就是腐败了、堕落了,也决计不可能是因为一辆车。
我还想再问,但想到自己的位置,想到了满屋的下属,着实不应该再问,摸了摸上衣兜,只摸到了纸巾和小本子,又叹了一口气,转过头喊了一声:“小张?”
小张应了一声,问:“主任,什么事?”
“有烟和火么?”
“有。”
“递给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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