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迎天子于许昌，有了号令天下的革命旗帜。
迎天子，都许昌表现了曹操有识、有胆、有略的大政治家风范。
有识是认识到这件事必须去做，有能力去做及要去做的风险性；有胆是敢于去做；有略是知道这件事怎么去做！表面上看，迎天子幸许昌号令天下，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大好事。而实际上，汉献帝在当时是块烫手山芋，没有几位英雄敢接或想接这块烫手山芋。在这件事上与曹操可比的只有袁绍，袁绍集团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主张奉迎天子。沮授就曾建言袁绍“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见《三国志。袁绍》传）。袁绍听了很高兴，并说“此吾心也。”田丰也曾建议袁绍“迎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献帝春秋》）。可惜。袁绍没有胆识这么做，他被郭图、淳于琼的话吓住了。这两个人对袁绍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天子放在自己身边，动不动就要向天子请示汇报。这样做了，自己还有什么权力威严呢？不这样做，就要背负违抗圣旨的罪名，这不是什么好的计策。当时，曹操内部反对的人也很多，只有荀彧、程昱赞成这么做。荀彧说，“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毅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将汉献帝迎幸到许昌，从此，曹操便以奉汉家号令而威震四方。袁绍见到曹操以天子号令征剿四方，收复了河南，关中地区也依附了曹操，袁绍相当后悔，后来想胁迫曹操把天子迁都到鄄城，以靠近自己，被曹操拒绝了。
第四件事，是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曹操发动官渡之战，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被动应战，但经过坚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对手袁绍，奠定了天下霸主的地位。
官渡之战是曹操与袁绍在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较量，体现了曹操超人的谋略。可以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战争还没有拉开序幕，曹操集团就人心惶惶。有公开反对的，如孔融。孔融说：“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三国志。荀彧》）。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暗箱操作的。这从战争结束后，曹操从袁绍那里缴获的文书中可以看出。“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三国志.武帝纪》）。这一独特的现象告诉我们，由于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战争还没有开始，有人就预料曹操必败。这是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更险恶，可以说，曹操是四面楚歌。从东到南、到西，曹操处于大包围圈内。刘备在徐州，孙策在江东，这两人都虎视眈眈。刘备已和曹操的部下刘岱、王忠交上火。孙策已经准备偷袭许昌。还有荆州的刘表，西北的韩遂、马超。曹操就是在这么凶恶的环境中与袁绍交锋，然而，曹操居然胜利了。
对于取胜的原因，诸葛亮、荀彧、郭嘉等人得出了共同的结论。
诸葛亮说，“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抑亦人谋也。”
荀彧说，“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
郭嘉说，“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
这三位谋事都断定曹操取胜的原因在于一个“谋”字，只是荀彧、郭嘉说得更到位，袁绍败在“迟重少决”、“多谋少决”上。
对于官渡之战，袁绍、曹操双方都不乏善谋之士，只是袁绍与曹操相比“迟重少决”、“多谋少决”而坐失战机。
下面，我们首先从战略上对比双方。
战争之初，曹操、荀彧、郭嘉等从战略上对双方进行了对比分析。
曹操说，我了解袁绍这个人，他志向大而智商低，看起来严厉而胆子很小。好猜忌却缺乏威望。他的士兵虽然多而部署不当。将领骄横政令不统一。他的土地广阔、粮食充足，却正好是拿来奉送给我的。曹操这段话从袁绍本人及军事、经济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客观分析，其目的是消除内部畏惧情绪，坚定必胜信心。
尽管曹操为了鼓舞士气讲得这么肯定，其实，其内心还有隐忧，讲完这番话后，他又跑到荀彧那里，向荀彧请教。荀彧将曹操和袁绍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荀彧说：“古来在胜败场中较量的人，真有才能的，纵使起初弱小，也必将强盛；如果不是有才能的人，纵使起初强大，也变得微不足道。从汉高祖与项羽的存亡，就足以看出这一点，现今同您争天下的人，只有袁绍。袁绍这人貌似宽容而内心忌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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