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尊天子以令不臣”及其他。
当汉献帝逃难回到东都洛阳时,荀彧抓住时机向曹操献计说,“奉主上以从众望”,而毛玠也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些后来被诸葛亮解读为“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底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呢?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谈谈认识。
其一,“奉天子”与“挟天子”。
到底是“奉天子”还是“挟天子”呢?
我们先从事情的起因看,
汉献帝九死一生逃难回到故都洛阳,当时的情景是帝入洛阳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尚书郎以下皆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见《三国演义》第十四回)。在这样一种悲惨困厄之中,曹操出手相救,从生死攸关这个角度看,曹操无疑是尽君臣之义,奉迎天子。
其二,曹操奉迎天子是奉诏行事。
《三国演义》第十四回这样介绍,“‘太尉杨彪奏帝曰,前蒙降诏,未曾发遣,今曹操在山东,兵强将盛,可宣入朝,以辅王室。’帝曰,‘朕前既降诏,卿何必再奏,今即差人前去便了’。彪领旨,即差使命赴山东,宣召曹操”。由此可见曹操是奉诏迎奉天子,合乎法理,不存在挟天子之说。
其三,奉迎天子都许昌是活命之计。
当时,洛阳残败,无可为食,洛阳居民仅有数百户人家,尽去城中剥树皮、掘草根为食。而许昌近鲁阳,转运粮食方便。由此,董昭建议,迎天子都许昌。曹操认为董昭的建议,合乎情理,便采纳了董昭的建议,才迎汉献帝于许昌。
综上所述,曹操迎奉天子于许昌是奉皇帝之诏干了一件合乎君臣道义、合乎法理、合乎人情世故,顺从民望的事情,从道义、法理、情理上看,曹操是“奉主上以从民望”,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与王允相比,更应是忠臣。
读《三国演义》,人们都以为王允是忠臣。其理由是王允联合吕布剿灭了董卓,恢复了汉献帝短暂的合法地位。为什么说只是短暂的合法地位呢?因为在以后的不久,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之流就打败了吕布,逼迫王允跳楼自尽了,汉献帝刚从董卓的虎掌中逃出来,又进了李傕、郭汜之流的狼窝,命运比在董卓那里更悲惨,汉朝统治下的百姓更是生不如死。
而曹操呢?曹操将汉献帝迎幸到许昌,最起码一点,给了汉献帝适合的生存环境,盖造了宫室殿宇,立了宗庙社稷,最少名义上还是尊奉汉献帝而号令天下,曹操统治下的北方,百姓有了较安全的生存坏境。
比较王允与曹操,如果王允算忠臣,曹操也不逊色于王允。应该说曹操更应该称之为忠臣。为什么?因为《三国演义》经常用来评判忠臣的标准是以伊尹与霍光为标的,说有伊尹、霍光之志则可,无伊尹、霍光之志则为篡。
伊尹、霍光是什么人呢?
伊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元圣(第一个圣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的老师、中华厨祖。
传伊尹为了见到商汤,遂使自己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说汤而被用为“小臣”。后为成汤重用,委以国政,助汤灭夏。
汤死后,汤孙太甲为帝时,因不遵汤规,横行无道,被伊尹放之于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省-虞城东北),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3年后,迎回太甲复位,他为商朝理政安民50余载,治国有方,世称贤相。
霍光,他跟随汉武帝近三十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
比照伊尹、霍光之志,王允不及格。因为他剿灭董卓后,不但没有改变汉献帝的悲惨命运,不但没有使百姓解脱兵祸,相反,由于董卓的部下反攻倒算,自己赔上了性命,汉献帝又重新回到了恶魔的手中,天下由此更加动荡不安。比照伊尹、霍光,王允不但无功,反而有罪。
另外,王允本人确实是无伊尹、霍光之志、他既无知人之智,也无知己之明。他依靠吕布领兵,借吕布来拱卫汉室,这是他无知人之智。他本人也不具备辅佐汉室的经天纬地之才。本来李傕、郭汜之害可以化解,因为董卓剿灭后,李傕、郭汜之流十分震惊与害怕,想痛改前非,效忠于朝廷,是王允不允许,要将李傕、郭汜之流与董卓一般处置,所以才逼迫这些亡命之徒作困兽斗,由此造成长安街血流成河的悲惨结局。对此,《三国志》裴松之注《汉纪》有评论,意思是说,如果王允能正确对待董卓,协助董卓议政、限制董卓的权力(若王允之推卓而分其权),利用董卓而制止董卓犯罪(伺其间而弊其罪),也许会纾解国家的患难。
而曹操呢?迎奉汉献帝于许昌后,汉献帝有了自己的皇宫,而北方百姓的生活也慢慢稳定下来,从这个角度讲,曹操也算是有伊尹、霍光之志了,算作是一个忠臣了,最少不应该安上篡逆的罪名。
四、曹操同时代的人怎么看曹操。
曹操到底是忠臣还是篡逆之臣,同时代的人最有发言权,他们的评价更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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