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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驻日公使何如璋失望的走出日本外务省，他的外交活动失败了，日本表示一旦大明跟美军开战，日本将严格遵守中立法。
何如璋拉拢日本表示，美国不但排华也排日，大明如果跟美国因为排华问题爆发战争，日本也可以从中受益，大明希望日本能在对美作战上，跟大明结成同盟，为亚洲人，黄种人争取生存权力。
可是日本表示，日本没有加入战争的条件，日本将保持中立。
何如璋多次游说，都没能说服日本人，日本始终表示将坚守中立。
这意味着一旦开战，大明将无法利用日本的港口。
何如璋不知道的是，他跟日本的交涉，在日本政府高层引起的震撼，大明已经打败了法国一次，那次大明胜利之后，日本文化界的反响强烈，正面的声音为主，他们看到黄种人打败白种人，危机感强烈的日本感到了鼓舞，这意味着只要变革下去，同为黄种人国家的日本也能变得强大，从而摆脱被白人瓜分的危险。
这就好像日俄战争后，对世界非白种人国家的鼓励一样，日俄战争之前，虽然嘴上不服气，但却受到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看到白人在全世界横行，在所有地方高人一等的样子，在非白种人心中造成的自卑阴影十分深刻，日本的胜利，让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原来非白种人弱，并不是因为先天的人种低劣，只要通过改革和努力，也是能变强的。
但日本国小心大，或者说自尊心强，日本文化界在欢心之余，也十分担忧。
日本思想教父福泽谕吉不断的提醒日本人，日本不能被支那国家所遮蔽，他在1884年就发表了文章，《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对西方人一提到东亚，只会提大明和满清十分忧虑，感觉日本被庞大的东亚大陆的倒影所遮蔽，还声称支那人的卑躬屈膝寡廉鲜耻这笔了日本人的侠义，朝鲜人的残酷刑罚会让日本人也被人认为无情。福泽谕吉的文字中，一方面包含着在大陆国家面前的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在西洋人面前的过度自卑，极其在乎西洋人的观感。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西化的很彻底，但却抛弃了自己的根，好像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一样，迷茫、无助、恐慌。
尤其像福泽谕吉这种西化的人物，更是极力鼓吹日本要全面西化，极力歌颂明治维新中的种种事业，完全蔑视大明的改革和满清的洋务运动，其实这已经不是从文化本身去考虑问题了，而是从思想上在考虑问题，是意形识态之争，因此他极力在来源于中国的东方文化前表现的极度高傲，把东方文化贬低的一钱不值。
不再使用传统称呼将大陆称之为中国或者唐国，改称之为支那或者支那地区，连大明都包括在内，显然他们不希望用中国这个比较有历史推崇性的名字在描述大陆国家。
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是这货思想西化，真的是看不上传统文化那一套，不希望日本人继续沉浸在传统的礼仪文化之中，希望鼓动日本人性格中的兽性，推行军国主义。
他不但对中国文化表现的鄙夷不说，还要求日本人应该摒弃几千年来的唐化成果，写文章《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进行呼吁。写《文明论》抨击传统文化，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类，未开化，半开化和文明开化三种，他们认为原本的日本属于半开化，随着学习西方文明，日本开化了，而中国和朝鲜还是未开化国家，日本有必要用軍队帮助中国和朝鲜开化，显然这货的最终目的是鼓吹进攻大陆。
最后形成的思想正是所谓的脱亚入欧。
日本正是有一群这种盲目媚外的家伙，即让日本人在进行革新的时候，可以放下思想爆发大刀阔斧的西化，同时又大肆抛弃了旧传统，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心，心态极度自卑，甚至有种要求引进欧美人种改良日本人种的舆论，直接就认为日本人种是低劣的了。
这就是没有底蕴的国家容易犯的错误，衰败时盲目自卑，兴起时又盲目自负。
后来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等人也沾染了这种毛病，连中国文字都要废弃，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善中国文化，因为那样的话，中国人就不会读懂古书了，也就不会被旧历史，旧思想所束缚。
几年前，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满清和日本同时出兵朝鲜镇压，福泽谕吉那时候就开始鼓动战争，写文章《支那士兵罪责难逃》，声称满清士兵杀害日本在朝鲜的妇女儿童，还写了《一旦开战，胜券在握》给日本民众壮胆，还告诉民众不要害怕支那人的报复等等。
这货的理论在日本很受欢迎，可是大明也在变革，他为了贬低大明的变革成果，还是下过本钱的，前几年到大明游历了一番后，回国写文章告诉日本人说大明的变革不过是一种假象，面子上糊上了西方文明的表皮，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腐朽的文化，他主要依据的是大明普及教育的教材中大量教授四书五经，他告诉日本民众，在日本飞速革新教育，采用最先进，最文明之西方教材教育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大明反而在大肆兴办寺子屋。
日本的寺子屋在日本教育历史上功不可没，主要都是民间教育机构，一般为寺院创办，免费或者只收少量学费，教育平民子弟读书，很多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放在寺庙中读书，好像寺院里的孩子一样，所以叫做寺子屋。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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