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审越是让人惊心，最后刑部尚书觉得自己都兜不住了，他甚至不敢按照章程进行公检程序，他背不动这个锅，赶紧向陈芝廷汇报，陈芝廷得知后，立马报告给朱敬伦，陈芝廷也觉得这件事干系太大了。
一个商业行会，竟然让宰相身份的尚书令都感到烫手，这一点都不小题大做。
因为这个锦纶堂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
清初，广東的桑葚鱼塘模式开始普及，导致生丝生产大大增加，加上广州一口通商，桑葚鱼塘供应的充足茧料加上洋商到来带来的巨大市场，大大推动了广州的丝织行业，经过康熙一朝的发展，广州的丝织商铺多达数百家。
数目这么庞大的商铺，必然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因此他们需要建立一套规矩，按照中国传统，是大家凑钱建立一个会馆，组建一个行会，对行业内部进行约束，参加行会的成员称作行东，大家共同推举出的为首者称作行首，对内行东和行首们商定规矩，大家一起遵守，避免恶性竞争，对外，一旦有纠纷，则大家一起出钱，由行首出面打理，凝聚起来的商业行会，让他们的力量大增，不管是面对来自官方的搜刮，还是面对流氓的勒索，他们都更有力量对抗，同时避免了恶性竞争之后，行业利益也得到了保障，他们的收益更丰厚，又更有力量保护自己了。
显然这是一种带有自发、自治性质的非官方组织，在各个成熟的行业中普遍存在。
但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行会，那倒也不至于让宰相都觉得棘手，锦纶堂不普通，非常的不普通，他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会，而是一个行会联盟，最先是雍正年间，广州一些丝织商铺和丝织工人共同捐资兴建的这个会馆，他涵盖了当时丝织行业的各个环节的利益群体，当时出资的就有1338个商铺号和个人。
但这个会馆，可不是给某个行业来用的，一开始的名字是广州丝织行业东家会馆，是由各个行业有头有脸的东家，行东坐在一起开会用的，当时出资和以后历次休整出资记录中包括的行会线纱行、洋货敦仁行、洋货接织行、朝蟒行、宫宁线平行、金彩接织行、素线接织行、元青接织行、花八丝行、接织洋货行等十余个行业的行会，不是以单一行会，而是以行会联盟的形势出现，这在广州可是独一份。
正因为他包含的行业太多太齐全，因此建立之后力量十分强大。
对内，丝织业的不同行业，定期在这里进行沟通，商定各个环节的流通价格，可以说从蚕茧、到生丝，再到丝绸，刺绣等等跟丝有关的产品的价格，几乎都是在这个会馆中决定的。
即便是被官府授予独家贸易出口权力的十三行，在面对锦纶堂的时候，也非常棘手。十三行也在西关一带，巧合的是就跟锦纶会馆面对面。
于是每年当到了桑蚕和贸易季节，都是锦纶堂的各个行东先在锦纶堂开会，等他们商议好了今年丝织品的价格，然后才会跟对面的十三行沟通出口给洋人的货物价格，当然十三行在其中充当了中间人，让洋人可以跟锦纶堂讨价还价的作用，可跟其他行业十三行基本上就能决定价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说，至少在丝织行业，市场话语权不在十三行，而在锦纶堂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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