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衣、食、日用品等物质消费项目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对他们而言，对食物的消费需求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所具有的果腹效用，他们追求的是衣食物品的档次与自身身份地位的匹配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正如凡勃伦在谈到银汤匙和铝汤匙的区别时，替有闲阶级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从使用和欣赏一件高价的而且认为是优美的产品中得来的高度满足，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是出于美感名义之下的那种高价感的满足。”[34](p93-94)用这段话来解释唐代的官员贵族和富商们对高消费的追求，是比较贴切的。
对于消费水平较低的普通消费群体而言，消费结构中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无疑是第一位的。如卖炭翁那样的低消费水平，吃穿等生存意义上的消费几乎占了全部，娱乐等精神消费项目对他们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对于能够达到丰衣足食的那部分消费群体来讲，随着购买力的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会提高，于是就开始效法上层社会的消费风气，改善物质消费的质量，增加精神消费的比重，由此导致了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升级。这是消费风气上“上行下效”的特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比如有学者对唐代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分的变迁做了研究，认为初唐至盛唐(玄宗开元至德宗建中年间)，绘画消费群体从皇室向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35]文人士子阶层踏足字画这一高雅的精神消费，在满足精神愉悦的同时改善了自身的消费结构。即使没有那样的财力和情趣，在基本衣食满足后，精神需求也会上升。唐代市民广泛参与乐舞、围猎、郊游、击球、斗鸡等休闲娱乐活动，有的甚至为之倾家荡产。城市中娱乐行业的大发展正说明了市民们精神消费的活跃。
2.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各有特殊性
职业不同，直接导致收入的分化，有多有少，社会地位也就有了差别。不同的阶层，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而表现在消费上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举出一些社会的特殊阶层来分析一下他们在消费结构上具有的特点。
(1)官僚贵族。在官场上沉浮，官场交际消费是在所难免的。玄宗时，杨国忠子弟“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20](卷下)。杨国忠权倾朝野，其子弟仍需耗费财力“以奸媚结识朝士”。到中后期，朝政日益腐败，各级官员用于跑官求官、上下打点而进行的官场消费更加兴盛。宪宗时王锷在任河东节度使时“用钱数千万赂遗权佞，求兼宰相”[10](卷148《李藩传》)。穆宗时，王播也“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8](卷261“王播”条)。对这些官员而言，政治前途是最重要的，因而官场交际消费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中占据很大比重。官僚贵族们的另一项特殊消费就是购买土地建造庄园。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稳固的财富，对土地的购买不仅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投资。如懿宗时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被懿宗谓之“足谷翁”[36](卷1)，购买土地数量十分惊人。
(2)文人士子。唐代实行科举取士，文人们在没有取得功名之前，其消费支出中除了吃穿等必要的消费外，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占很大比重，但是如果不是作弊去贿举和贿选，花费并不会太大。不过唐代文人无论是否中第得官，他们都有一大相同的爱好，都喜欢留恋于烟花柳巷，与娼妓们吟诗作词，歌舞欢娱。《唐摭言》中载有许多举子进士们醉生梦死于其中的事例。如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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