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午班，下了班以后再去。”
“那我三点来接你。”说完他就挂了电话，都不等我的回答。
就这样，和他回到了原来的相处模式。
三点过一点，我走出商场后门，他的车已停在那里。
他大约来了一会了。车窗玻璃摇了下来，他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肘依在车窗上，脸微微侧着，望着我。
我立在台阶上，和他对视着。
十几秒之后，我上了他的车。
早就知道做不到不坐他的车，所以不敢答应东霖。果然应验了。
一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他默默地开车，我默默地望着窗外，越来越亮的入夏太阳，刺着我的眼眸。
车子夹在公汽或红红黄黄的的士中间，浑浑沌沌的过去，模模糊糊的前进，我感到有点燥热，似乎呼吸不畅，夏还没有全部到来，尚处在半开的状态，却已有了让人窒闷的感觉。
我握着拳，告诉自己要镇定。
镇定。
只是拿个检查结果而已。
医院到了，谢丰把车停在了院内，陪着我一起走向病理科。
它不在门诊大楼，也不在住院部，而在院内一幢偏僻的小楼内。
要穿过一条不长不短的林荫道，道旁整齐的树，细碎的日影在地上绘着斑驳，竟然有三两棵槐树，玉一样串着的槐花静静地开，又静静地落，不当心就被踩在了脚底，我不忍践踏它们，颠着脚尖走，脚下却还是不免带了香。
进到楼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我和谢丰的脚步声。我们上了楼梯，去往二楼。走廊尽头那里有个窗口，没有人守着，只在窗下放着一张小小的桌子，桌上有一大叠信封装着的检验报告单，每个信封正面都开着一个一寸见方的小口，上面蒙了一层透明的薄膜，薄膜下标着人名和编号，我在几十个信封里面寻着自己的名字。
找到了。我的名字。
雪白的信封，上面中英文印着医院的名称，还写着“竭诚为你服务，祝你身体健康”几个斜体大字。我低着头，从没有密封的封口里抽出了检验结果。
一张折叠着的粗糙白纸，甚至有点发暗，我把它展开，走廊里寂静无声，安静的只剩下我和谢丰的呼吸声，他在我身边站着，一直没有动，纸在我手里窸窣作响，我终于把它展平，看见了上面圆珠笔写着的一行字。
“送检少许破碎子宫内膜组织呈非典型性增生改变。”
学术用语，我看不懂！到底是？还是不是？
谢丰把纸一把抢了过去，他低头看着，眼睛紧盯着那一行字，似乎也想看透它们。
“你懂不懂？”我问他。
他抬头看着我，眼神茫然，他也不懂。
下一秒，他已掏出了手机，我看他手指飞快的按着键盘，然后就把电话举到了耳边。
“姑妈，”他叫了一声，“什么是非典型性增生改变？”
我隐约听到老太太的声音，谢丰紧抿着唇，神情凝重，一直听着。
须臾，他放下电话，看向我，脸上似乎是如释重负，可又像是忧虑重重。
“我姑妈说，这还不是癌，但是已有癌变的可能，她建议你立即住院，越早手术越好。”
“到底是还是不是？”
“暂时还不是，但已有病变的可能。”
“是不是要切掉我的子宫？”既然还不是癌，那我还有可能生孩子吗？
我还是想知道这。
谢丰突然有点发怒：“虽然还不是癌，但是搞不好就会变成癌，你到底有没有脑子，现在还在想生孩子的事情？”
我眼眶里骤然涌起雾气，我还没有得癌，处在癌与非癌之间，这样事实而非的结果，应该是值得庆幸的吧，我大约可以活下去了，可是为什么我心里却觉得那么的难过？
大约再做不成母亲了，没有人会叫我妈妈，也无法给东霖一个像早早那样叫他爸爸而不是叔叔的孩子了。
从病理科出来，路过住院部大门的时候，谢丰站住了。
“今天就把住院手续办了吧。你严重贫血，我姑妈说你还需要输血，越早住院越好。”
我回头看着住院部的大楼，凝视了许久，扭过头，我还是离开了。
谢丰一把拉住了我，他眉紧锁着，脸上神情严肃，眼里流露着遮掩不住的焦急：“别拖了！拖不起的！”语气里带着点恳求。
我咧嘴笑了一下，知道自己笑的很难看：“皇帝不急太监急！”
他脸色蓦地变了：“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笑容僵在脸上，好一会才找到理由：“我没带钱。”
他立即就说：“我有，我帮你垫着。”
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我第一时间拒绝了他：“为什么要你来垫？我自己有钱。”
“算我今天借你的，你明天还我好了。”他真的比我急一百倍。
我知道不能再对他隐瞒自己的想法了，我只能告诉他：“我不想在这里动手术。”
他愣住：“……你想在哪做？”
可立即他像明白了似的，不说话，盯着我，等着我说出哪个他猜到了的答案。
我艰难的吐出了那两个字：“上海。”
是的，上海，我想到上海去做手术。
离我最亲的亲人最近，拥抱了那个小小的身子之后，我才能安心的躺在手术台上，而且还有表姐，她会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
我要离开a市了。
还有东霖。
我不想带着一个残破的身躯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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