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习以为常了。
放学之后,我回去煮了碗面吃。然后就跑去了母亲打工的那条街上。
我站在母亲工作的大排档对面,偷偷地看着她忙前忙后,脚上像踩着滚轴鞋似的,在桌子之间转来转去,一刻都不停。怪不得她最近累得回家倒头就睡,这样的工作强度,再加上常年无休,的确是太累了。
我看了一会儿,便转身进到了身后的小店。我一家一家的找过去,问他们需不需要招人,他们看我年纪太小,干不了什么重活儿,都拒绝了我。我有些失望,原来找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我在街角的一家店里找到了看公用电话的活儿。他们说我只需要坐在柜台里,来人打电话的时候,按照计价器显示的金额收钱就好了。这个活儿不累,我还可以在没人来的时候看书写作业,挺不错的。就是挣的有的少,我从晚上六点看到十二点,才给我三十块钱。不过我没那么挑,想先干着,之后再慢慢寻摸其他的活儿。
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工,我说今天就可以。我坐在柜台前,发现来打电话的人比想象中的要多很多。他们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大声嚷嚷着。好像拿着的不是听筒,而是站在山坡上向对面山坡上的人喊话似的。我的作业也写不太进去,只能一会儿写一点,因为总被人打断。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突然间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街上变得喧闹起来。好多人站在门口凑热闹地探头看,我不以为然,低着头捏着铅笔,坐在高高的柜台前,苦大仇深地盯着作业本,想把纸也看穿。那些嘈杂声往我耳朵里面钻,我好想塞点手纸进去,堵住耳孔。
“哎怎么了怎么了?警车怎么来了?”
“打起来了呗!”
“谁家打起来了?”
“对面大排档,打出血来了!”
我腾地一声从高脚凳上跳起来,跑到了门外。
“你也出来凑热闹啦?”
“有人受伤了吗?”
“好像是,地上有一滩血。”
这时,大排档门口的人忽然间厮打起来,两个警员把一个醉汉压在杯盘狼藉的桌子上,把他的手拧到背后。那个醉汉大声嚎叫着,“凭什么抓老子!老子是受害者!手叫那个臭娘们烫秃噜皮了!哎哟哟轻点……”
我胸口那种憋闷的感觉又回来了,心脏突突地狂跳,我对老板说:“我去那边看看。”然后箭也似的奔了过去。
“妈妈!妈妈!”
我用力拨开围观的人墙,挤了进去,大声地叫着。我好久没有叫出口了,只是在心里疏离地叫她母亲。可是我现在心里一片焦土,想立刻看到她,生怕她有事。
地上有一大滩暗红色的血迹,桌子椅子碎盘子碎酒瓶子倒了一地,我小心翼翼地跨过去,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门口,便抓住他的手臂焦急地问他:“我妈呢?”
他疑惑地看着我:“你妈是谁?”
“张玉玲!在这当服务员那个!”
他惊奇地看着我:“你是她儿子?”
“是!我妈在哪儿?”
他把我拉进店里,叹了口气说:“你妈被人打了,酒瓶子砸脑袋上了,已经送医院去了。”
“哪家医院?我要去看她!”
“铁路医院。你等一下,我也要过去。”
我坐在塑料椅子上,腿直打哆嗦。妈,你千万不要有事!求求你了!老天爷,我愿意用我的命来换她的!
那个男人跑到警员跟前,两人不知道说着什么。我揪紧了自己大腿上的肉,眼珠子快要裂出眼眶,恶狠狠地盯着拷在警车后座的醉汉看。
矮小的身材,猥琐的脸上从右耳根到下颌处有一条长长的丑陋疤痕。是你,是吧?好,你等着!
醉汉被警车拉走了,店里的那个男人打了辆出租车,我飞快地爬了进去,那个男人坐到了我旁边。
“你是老板吗?”
“对,我姓方,你叫我方叔叔就行。”
“哦。我叫王嘉木。给你添麻烦了。”
“……唉……我们这样的大排档,开门做生意,三教九流不得不接触。你妈就是运气不好,这段时间精神有点恍惚,不小小把热汤洒那个地痞手臂上了。谁知道他拎起啤酒瓶子就往你妈头上砸,我们都没反应过来,你妈就倒地上了……”
“不怪你,怪那个坏人!”
“在我店里出的事,我也有责任。那个地痞应该也被送到铁路医院了,他手臂烫得也不轻,我一会儿还得去看看。”
“方叔叔,你忙吧。我妈我自己会看着。”
“我先去看你妈,那个地痞不着急,我不去找他,他也会来讹我的。”
我们到了医院,我妈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显示正在抢救。方老板交了钱,和我坐在手术室门口的长凳上。我把身体蜷缩成一团,抱着膝盖,方老板以为我冷,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肩上。
等待手术结束的过程,每分每秒都像一辈子那么长,那么煎熬。我看着头顶上红色的灯,突然间好像一脚踏空,坠入无底的深渊,不停地下坠,什么也抓不住。我在心里默念着,观世音菩萨也好,各路神仙也好,求你们可怜可怜妈妈,不要带走她。我愿意孤苦一生,愿意拿自己的幸福和生命来换她的平安。
我想了很多,脑子里乱七八糟的过往都涌了上来。她打我的时候哭的样子,她憔悴的面庞,她偶尔带我出去玩时露出的笑脸,她摸着我头发时冰凉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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